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日前在中央綜治辦召開的流動人口會議上披露，公安部擬取消農業(yè)、非農業(yè)戶口界限，探索建立城鄉(xiāng)統(tǒng)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這一消息，無疑再次激起人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期望。劉金國的此番講話，是近年來公安部領導對戶籍制度改革的最明確表態(tài)。從戶籍制度阻礙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來說，盡快取消戶籍限制已是大勢所趨。
現(xiàn)在的問題是，雖然對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達成了共識，即恢復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但由于在戶籍制度載體上附加的各種利益關系非常復雜，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價，所以，在學界尤其城市管理者中，對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該快還是該慢認識不一致。大多數(shù)城市管理者從方便管理的角度出發(fā)，不希望戶籍制度一下子放開，他們經常提到的兩個理由是，過早放開城市戶籍會出現(xiàn)“城市病”，并擠壓城市人口就業(yè)機會。
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看法。從世界城市的發(fā)展來看，隨著人口的大量涌進，的確會出現(xiàn)貧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環(huán)境臟亂差等所謂的“城市病”。換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過程中的普遍現(xiàn)象。但是，不能因為怕出現(xiàn)“城市病”就緊閉城門。關閉城門，不讓農民進來，“城市病”是沒有了，可城市的活力和生機也隨之而去。事實上，防治“城市病”的最好藥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動中發(fā)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況且，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放開城市戶籍造成的，恰恰是農民進城后沒有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無法解決，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比起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來，“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擠壓城市人口就業(yè)機會也一樣。農民進城會加劇城市就業(yè)的競爭，但我們不能以此來限制農村勞動力進城，不能僅僅為了保護城市居民的利益，就束縛農民的遷徙自由、犧牲農民利益。過去半個世紀，我們一直在犯這樣的錯誤，市場經濟下，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其實，農民進城本身將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大量低成本的農民工將大大提高城市的發(fā)展效益，它只會加劇就業(yè)競爭，而不可能導致就業(yè)環(huán)境的惡化。
戶籍制度改革，牽涉到自由遷徙的基本人權。從歷史來看，我國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都一直沒有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實行自由遷徙，歷史已經證明，沒有戶籍制度，并不會出什么大亂子。從國際范圍來看，全世界僅僅只有中國、朝鮮和貝寧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都普遍實行居住和遷徙自由，也沒有因自由遷徙而引發(fā)什么亂子。即使從目前一些對戶籍制度改革力度比較大的地方來看，問題遠沒有預想的嚴重。比如石家莊，全面放開市區(qū)戶口準入限制，規(guī)定只要居住兩年就可在石家莊落戶。此舉曾引起很多人擔心，但實行一年多來，落戶10萬，基本平穩(wěn)有序。
一些城市管理者對放開戶籍的擔憂，其實是出于他們的私心。城市需要建設，就要有足夠多的廉價勞動力，因此也就需要市場化的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像任何一個經濟主體一樣，如果這一目標可以在成本很低的條件下得以實現(xiàn)，那么它將毫不猶豫地壓低成本，將勞動力的流動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內。而戶籍制度為城市的這種簡化行為，提供了合法性根據(jù)。有了這一制度，城市管理者既能得到足夠的廉價勞動力，又不需要為此支付勢將減損城市利益群體的當前福利，何樂而不為？
社會發(fā)展到今天，現(xiàn)有戶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會共識的同時，阻礙了社會的整合和良性運行，制約了人口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的進程。無論從制度的效率，還是從公平度來看，適應計劃經濟要求的戶籍制度都與現(xiàn)代的社會發(fā)展格格不入。無論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來看，取消戶籍限制，天不會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