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任保爾森去年秋季出臺的計劃一樣，蓋特納的計劃不愿意承認納稅人將承擔源自銀行貸款的大量風險和損失。他們的計劃都通過大量復雜的資產拍賣、擔保、無追索權債務以及在資產負債表之外的公私合營信托基金，掩飾著基本的事實，即拯救金融業(yè)仍然要納稅人最終埋單。

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

在過去十年里，一些私人投資者積累了大筆紅利，口袋里塞滿了資本收益。因此，很難向納稅人解釋為何他們應該為私人投資者作出的錯誤決策埋單。這樣看來，不難理解為何要用復雜的形式來掩蓋真實的損失轉移。

但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決策者的思維仍然囿于傳統(tǒng)的理論模式框架內。

40年來，大學內教授的金融和經濟理論一直建立在自由市場基礎上，并通過銀行和政府決策者加以實施。這種理論的特征就是贊美市場機制配置資本的效率，而貶低任何政府干預，認為其會導致次優(yōu)結果。

這種理論的極端形式是，認為只有資本市場可以為風險定價，應該回避幾乎所有政策限制。

如今肩負應對金融危機重任的決策者們，成長于這種環(huán)境下，并且這種理論最成功的實踐者，否則就不可能身居如此高位。他們多數(shù)人不情愿正視明顯的問題或制定新策略。因此，他們做出的政策反應旨在盡可能、盡快恢復原狀，僅對政策作些許修正。

高盛CEO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本周在《金融時報》撰文表示，政策制定者應該“避免采取唯一目標就是令我們規(guī)避百年一遇的風暴的措施”�！皩�風險完全逐出該體系將會犧牲經濟增長。同樣，如果我們放棄而非監(jiān)管數(shù)十年前創(chuàng)建的市場機制，我們可能最終限制資本流動，破壞對沖和分配風險的效率�！�

雖然監(jiān)管者對危機的反應剛剛開始，但反對者們已經開始抵制任何大的變化，提出一個在自由資本市場和政府監(jiān)管風險間的（虛假）抉擇。

許多資深銀行家、甚至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等最高政策制定者都急切地表示，危及地解決辦法不應該影響危機後盡快恢復“常態(tài)”。

財政部的新銀行營救計劃反映了同樣的保守思維：強調只進行最少量的變革，調整現(xiàn)存體系，將核心制度和行為方式保持不變。

但是危機已經暴露了更基本的問題，最終需要更激進的重估，包括對風險承擔和納稅人損失更廣泛深入的控制。但當前的理論框架落後于新的現(xiàn)實。

理論滯後現(xiàn)實

華爾街及其財政部盟友的保守反應令人想起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tǒng)的有限反應，或者同時期財政大臣Philip Snowdon的保守財政政策�，F(xiàn)在看來兩者都是錯誤的，但是它們卻符合當時的正統(tǒng)理論。

直到1930年代晚些時候，理論才跟上了現(xiàn)實，包括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通論》。有時候知識理論領先政策實踐，但另一些場合理論則是滯後的，尤其是在危機時期。政策制定者被迫在沒有多少理論支持的形勢下做出反應，理論隨後才會跟上。

政策制定者的反應之所以如此有限、破碎而無效，是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仍舊禁錮在一個已經失敗的知識體系內。除非出現(xiàn)關于風險管理、政府和資本市場恰當分界的新理論和知識工具，否則政策制定仍將是盲目的。

承擔政治責任

最終，奧巴馬總統(tǒng)將不得不承擔起領導責任，說服充滿疑慮的國會和公眾通過銀行拯救計劃。盡管蓋特納試圖用復雜的細節(jié)掩蓋資產負債轉移的事實，但是議員和選民日益擔心納稅人將承擔其中許多損失，對該計劃的不滿和懷疑油然而生。

只有總統(tǒng)才能說服納稅人：為了金融系統(tǒng)和整個經濟的良好運行，你們應該承擔損失。如果整體經濟的復蘇有賴于華爾街的復蘇，那麼總統(tǒng)就必須解釋這一路線圖。為了爭取納稅人做出空前的巨大犧牲，他也必須令金融業(yè)做出嚴肅讓步。

迄今為止，奧巴馬政府在政治上和表達方式一直錯誤重重。營救計劃被認為過于復雜，對銀行不夠嚴厲，且引發(fā)持續(xù)的猜疑：復雜的形式下掩蓋著一個欺詐性的交易，對沖基金將因此受益，納稅人將承擔損失。

真誠相待，以誠還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