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貼】中西知識分子在“道”“勢”之間的選擇
許紀霖在《智者的尊嚴》中寫到,中國傳統(tǒng)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無它:代圣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經(jīng)六義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說,中國的作為學統(tǒng)的“道”與作為政統(tǒng)的“勢”從來都不是相對立的,雖然孔子說:“從道不從君”。但說歸說,做卻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于各國君主之間,即為一例;孟子則更甚,宣稱“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舍我其誰”。由此可見,在現(xiàn)實的社會中,“道”常常屈從于“勢”。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由于作為體現(xiàn)“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見的終極實體,由此為了現(xiàn)實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將“天道”俗化,并且聲稱“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認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便不可質(zhì)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體現(xiàn),因此,國民對他的屈從成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么作為它的化身,君主當然無需反省,更談不上懺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統(tǒng)治階級的層級里,等級越高,意味權力越放縱無邊、越無從約束。即便是將“法勢術”合為一體的韓非子的學說,也無非是在盡其所能地為權力的放縱無邊進行解釋。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妨說正是中國傳統(tǒng)的線性特色:從來沒有兩個或多個并立對等的權威或主體,有的只是一層壓一層的等級關系,上層可以無度地傾軋下層,下層卻無法監(jiān)督約束上層;在這樣一個關系語境中,人人都在為進入這一體系的最上層而相互傾軋,相互吞噬。“學而優(yōu)則仕”便是最精當?shù)淖C明。因此,在中國,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道”從于“勢”便成為必然。
由此導致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絕少有特立獨行之士。即便為人們所稱道的人格榜樣屈原、陶淵明又如何呢?其獨立人格也只是相對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內(nèi)心,個人本體從來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沒有出現(xiàn)這種意識。他們的人格表現(xiàn)在為了表示自己對“君主─勢─道”系統(tǒng)的忠誠而不屑與小人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勢”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潛也罷,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問小人”層面,從來沒有上升到“問君”的高度。所謂“天下有道則軸之,無道則隱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與“勢”是相對獨立、并立的,這和古希臘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關,也和對上帝的執(zhí)信仰有關,是雙權并立的產(chǎn)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我不可能放棄我對因果律的研究,去當波斯國王!;諸多的哲人同時又是神學家,如培根,即忠實地信仰上帝,又執(zhí)于研究數(shù)學、哲學。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權。這與中國人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從勢”的世俗功利性態(tài)度截然不同。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在西方則多有大量的為知識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性人格知識分子。他們能夠為知識而探索知識,而不陷于狹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實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群體,有他們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充分的哲學思想作為積淀,英國和法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權、法治、個性主義等超越王權的思想才能傳播得如此深廣,深入人心;文化“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化才能如此的順利。
由此反觀中國現(xiàn)代的五四運動,不能說它沒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斷呢?人們習慣的看法是歷史形勢使然。缺乏反省歷史的態(tài)度,缺乏正視現(xiàn)實的精神,以及阿Q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滑頭讓我們滿足于這種遮羞布式的解釋。我們敢說,這種解釋體現(xiàn)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嗎?體現(xiàn)了真正的“道”的尊嚴嗎?若真有,那么我想,在獨立的知識分子群的壓力下,巴金先生設想的“文革紀念館”早就建立起來了。然而事實是紀念館依然沒有建立,各種功利性的追求使人們健忘的能力反而加強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道從于勢”的依附性人格潛在地控制知識分子的行為,它使知識分子沒有一種真正獨立的學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現(xiàn)出具有濃重實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識。它教會了人們?nèi)绾悟T墻,如何變臉,如何逃避,如何討伐,如何攻擊,如何奉承,如何撒謊,卻惟獨沒有教會人們?nèi)绾螆允、如何?zhí)、如何超越、如何獨立。
因此,五四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人文傳統(tǒng)的一再斷裂也就難以避免了。這種斷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雖然從表面上看,新的社會已經(jīng)建立,但這并不意味現(xiàn)代性的中國和現(xiàn)代性的人與文化已經(jīng)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歡”形式,以“追求現(xiàn)代性”這樣一副冠冕堂皇的虛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傳統(tǒng)糟粕大張旗鼓回歸的滑稽劇。它宣告了“道”在“勢”面前的徹底失敗,現(xiàn)代性獨立人格被壓抑到極點,現(xiàn)代性文化徹底中斷。表面的政治勝利以深層的文化思想的慘敗為代價,這是任何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思索的問題。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進的第一步。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由于作為體現(xiàn)“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見的終極實體,由此為了現(xiàn)實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將“天道”俗化,并且聲稱“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認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便不可質(zhì)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體現(xiàn),因此,國民對他的屈從成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么作為它的化身,君主當然無需反省,更談不上懺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統(tǒng)治階級的層級里,等級越高,意味權力越放縱無邊、越無從約束。即便是將“法勢術”合為一體的韓非子的學說,也無非是在盡其所能地為權力的放縱無邊進行解釋。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妨說正是中國傳統(tǒng)的線性特色:從來沒有兩個或多個并立對等的權威或主體,有的只是一層壓一層的等級關系,上層可以無度地傾軋下層,下層卻無法監(jiān)督約束上層;在這樣一個關系語境中,人人都在為進入這一體系的最上層而相互傾軋,相互吞噬。“學而優(yōu)則仕”便是最精當?shù)淖C明。因此,在中國,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道”從于“勢”便成為必然。
由此導致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絕少有特立獨行之士。即便為人們所稱道的人格榜樣屈原、陶淵明又如何呢?其獨立人格也只是相對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內(nèi)心,個人本體從來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沒有出現(xiàn)這種意識。他們的人格表現(xiàn)在為了表示自己對“君主─勢─道”系統(tǒng)的忠誠而不屑與小人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勢”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潛也罷,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問小人”層面,從來沒有上升到“問君”的高度。所謂“天下有道則軸之,無道則隱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與“勢”是相對獨立、并立的,這和古希臘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關,也和對上帝的執(zhí)信仰有關,是雙權并立的產(chǎn)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我不可能放棄我對因果律的研究,去當波斯國王!;諸多的哲人同時又是神學家,如培根,即忠實地信仰上帝,又執(zhí)于研究數(shù)學、哲學。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權。這與中國人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從勢”的世俗功利性態(tài)度截然不同。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在西方則多有大量的為知識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性人格知識分子。他們能夠為知識而探索知識,而不陷于狹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實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群體,有他們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充分的哲學思想作為積淀,英國和法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權、法治、個性主義等超越王權的思想才能傳播得如此深廣,深入人心;文化“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化才能如此的順利。
由此反觀中國現(xiàn)代的五四運動,不能說它沒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斷呢?人們習慣的看法是歷史形勢使然。缺乏反省歷史的態(tài)度,缺乏正視現(xiàn)實的精神,以及阿Q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滑頭讓我們滿足于這種遮羞布式的解釋。我們敢說,這種解釋體現(xiàn)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嗎?體現(xiàn)了真正的“道”的尊嚴嗎?若真有,那么我想,在獨立的知識分子群的壓力下,巴金先生設想的“文革紀念館”早就建立起來了。然而事實是紀念館依然沒有建立,各種功利性的追求使人們健忘的能力反而加強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道從于勢”的依附性人格潛在地控制知識分子的行為,它使知識分子沒有一種真正獨立的學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現(xiàn)出具有濃重實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識。它教會了人們?nèi)绾悟T墻,如何變臉,如何逃避,如何討伐,如何攻擊,如何奉承,如何撒謊,卻惟獨沒有教會人們?nèi)绾螆允、如何?zhí)、如何超越、如何獨立。
因此,五四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人文傳統(tǒng)的一再斷裂也就難以避免了。這種斷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雖然從表面上看,新的社會已經(jīng)建立,但這并不意味現(xiàn)代性的中國和現(xiàn)代性的人與文化已經(jīng)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歡”形式,以“追求現(xiàn)代性”這樣一副冠冕堂皇的虛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傳統(tǒng)糟粕大張旗鼓回歸的滑稽劇。它宣告了“道”在“勢”面前的徹底失敗,現(xiàn)代性獨立人格被壓抑到極點,現(xiàn)代性文化徹底中斷。表面的政治勝利以深層的文化思想的慘敗為代價,這是任何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思索的問題。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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