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精華大學校長，文化人類學者深作光貞甚至認為：“只有人類才會笑，其他動物是不懂得笑的。笑是人類才具有的一種特權(quán)�！彪m然這一觀點值得商榷，但是，笑的種類之多，含義之深，用途之光，笑不僅是一種生理表現(xiàn)，而且是一種文化表現(xiàn)，唯獨存在于人類世界的看法，大概不會受到質(zhì)疑。

這次東日本大地震，讓我這正看懂日本人的苦和笑的感情表達，真是天壤之別，完全不一樣。說日本人是冷血動物，不如說是冷靜動物。

昨天同福島出身的佐藤先生交談才得知，他的親人這次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喪生了。當談到著我肅然起敬表示哀吊之情，可他卻笑了并說：“我弟弟能在國家核電站事故中犧牲，我們家族感到很光榮。我不希望看到悲傷，而希望看到他為我們留下的榮耀。”

后來，他談到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苦和笑完全不一樣，他說中日間的生死觀大不相同，造成我們的葬禮形式亞不一樣。佐藤先生在臺灣和大陸常駐過十幾年，他感慨地說，中國人重親族情，特別是人走了，中國人要哭的號天捶地，日本人卻非常冷靜，走了就是原回，可以說是解脫。

他說，中國人的苦和笑，我研究多年，真的跟外國人不一樣。不相信，咱們就展開大比較。

在中國的文化史冊中，關(guān)于笑的論述和研究，占有相當重要的一章，《笑林》、《笑海叢珠》、《笑苑千金》、《笑贊》、《笑府》、《笑林廣記》等，均是其中的節(jié)選。至于寓言成語，作為“笑料”的佳作，更是不計其數(shù)，《五十步笑百步》、《鄭人賈鞋》、《削足適履》、《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等，均屬此類。

即使是作為中國人言志之作的詩，也不乏笑的色彩。林語堂認為，杜甫的詩讓讀者苦笑，而李白的詩所具有的恬澹的浪漫，則使讀者情不自禁地笑。正如馮夢龍在《笑府》的“序言”中所說的：“古往今來，無事不成話，無話不是笑�！�

作為文化表情的笑，有時是一種詮釋，是對社會和人生的觀照、諷刺。而這實際上也是幽默賴以產(chǎn)生的必要條件。縱觀世界歷史，偉大的幽默家總是在人類能夠表現(xiàn)自己的無能、卑小、愚昧和社會的荒唐、矛盾、可笑的時代誕生的。

東方大幽默家莊子誕生于“百家爭鳴”的春秋時代，西方大幽默家亞里斯托芬誕生于光照千秋的希臘文明時代。毫無疑問，沒有莊子，至少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不會如今天這么豐富；沒有亞里斯托芬，雅典精神亦將略顯蒼白。

或許在中國真是“無事不成話，無話不是笑”，或許中國人習慣了以喜劇的方式表演悲劇，因此，即使在現(xiàn)代，具有悲劇實質(zhì)和喜劇色彩的話劇也竟然一演再演。雖然，在當時那決不是詮釋和諷刺，“表演者”也沒有那份自覺，但是，這些話劇卻更令人捧腹并深思。因為，那不是文學，而是歷史。

五O年代的大躍進可說是中國大陸幾乎全民參演這種歷史活劇的一個高潮。在這個充滿“浪漫”色彩的年代，許多中國人幾乎已不知自己為何物。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就是一個例證。一些今天看來純屬荒唐的鬧劇，當時的中國人卻演得有板有眼，有聲有色，儼然在演絕無夸張的喜劇。農(nóng)業(yè)“放衛(wèi)星”，糧食畝產(chǎn)百萬斤這種《天方夜譚》里也未曾載有的故事竟然現(xiàn)實地“發(fā)生”在神州大地，足見無知者的“大手筆”有時也讓人嘆為觀止，雖然他們并非真的無知，雖然這種“大手筆”只是在后人的眼中才具有使人忍俊不禁的“喜劇”色彩。

如果說“放衛(wèi)星”是無知者表演的喜劇，那么，身處于知識圣殿大學的有知者在當時也不乏不顧充當看客而登臺表演者。陸健東的悲愴之作《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就有這樣一個“喜劇故事”：五O年代末，為了趕超“資產(chǎn)階級學術(shù)權(quán)威”、歷史學一級教授陳寅恪，中山大學歷史系興起了每人多讀一本書的活動。之所以這么做，其理論依據(jù)是：如果陳寅恪掌握了八十本書的資料，那么一百個人每個都掌握一本書的資料，合起來就可以超過陳寅恪。一道簡單的小學加法算式，解決了一道政治難題。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愚昧無知，在當時卻被奉為追求真知的捷徑。

“大躍進”的“喜劇”雖然很快謝幕，舞臺卻未撤除。其后不久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中國人幾乎都扮演了某個角色的“喜劇”再度開演，而且聲勢更加“轟轟烈烈”。

這幕“喜劇”的劇情似不必敘述，因為不僅劇散曲終的時間距今不算遙遠，而且很多“演員”今天依然活躍或健在。不能不說的只是，這場悲情喜劇雖然給人們留下了帶有憤怒的感慨，卻令我們難以批判。這并不因為我們也是中國人，或者也曾“參演”，而只是因為我們至今尚不清楚批判的筆鋒應(yīng)該指向哪邊。

今天，中國已告別了“喜劇”時代，昔日的許多情景如今已蹤跡難尋。近讀賈平凹題為《笑口常開》的敘事散文，猶如重讀《笑林廣記》。現(xiàn)摘錄一段，以饗讀者——

好友X君，編輯十五年雜志，清苦貧困，英年早逝，保存下那一支筆和一副深度數(shù)近視眼鏡。租三輪車送亡友去火葬場火化，待化的隊列冗長。忽見墻上張貼有“本場優(yōu)待知識分子”。返回取來編輯證書，果然火化提前，免受尸體臭爛，不禁樂而開笑。

其實，何止一篇《笑口常開》。“在笑聲里摻入淚水，滲入政治的解剖力和理智的批判力——這便是自魯迅以來，現(xiàn)實主義小說大師們所固有的‘淚痕悲色’�！�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發(fā)表之前，中國早已不乏黑色幽默的佳作，而中國悲喜交融的歷史，更為之不斷注入新的創(chuàng)作源泉。色部義明在《中國私記》中的一番話說得頗有道理：“（在中國社會），當然有喜也有憂。但是，民眾欣喜歡樂的感情，很難成為笑話的對象。能成為這種對象的，大都是社會的諷刺、挖苦。這種諷刺、挖苦是一種自慰，也是一種哀愁，它們大都隱藏在笑的背后。”

本來，社會總有七色光射入，悲喜交融是人類歷史永恒的色彩和人類文化永存的魅力。以令人含淚微笑的筆觸抨擊社會丑態(tài)本身并不可悲，因為這是一種機智，可悲的是將悲劇誤演成喜劇而毫無自覺，因為這是一種愚昧。

笑是一種文化，是一種頗有深義的文化。林語堂稱：“無關(guān)世道之笑，實在沒什么價值。”信哉斯言。

自《日中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