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浮世之地
莫言：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王國
地標：高密東北鄉(xiāng)
文本：高密東北鄉(xiāng)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在莫言的作品里，一個被遺忘的農民的世界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栩栩如生又淋漓盡致，即使它最刺鼻的氣味也讓人感到香甜，即使其令人震驚的冷酷無情也讓人感到忘我的快感。那個世界沒有半點枯燥的時候。這個作者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描繪一切……他仿佛能把人類一切的生活都搬到他的筆尖下�！�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委員會主席韋斯特伯格在給莫言的授獎辭中特別提到的這段話可謂抓住了莫言作品的最大特點：把一個被遺忘的農民世界展現(xiàn)于世，而且借助這個農民世界來洞察人類生活。
莫言對自己是怎樣一個作家，其實一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12月10日晚的“諾貝爾晚宴”答謝辭中，莫言一上來就說明，他是“一個來自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xiāng)的一個農民的兒子”。在他事先準備好、但因為忘在賓館而沒有用上的答謝辭講稿中，他更是飽含深情地寫道：“最后，我要特別地感謝我的故鄉(xiāng)中國山東高密的父老鄉(xiāng)親，我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也是你們中的一員；我還要特別地感謝那片生我養(yǎng)我的厚重大地。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我便是這片水土養(yǎng)育出來的一個說書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報答你的恩情�！边@些話，可以說既道出了他與農民鄉(xiāng)土世界的血脈聯(lián)系，也再次道出了他將自己定位成一個說書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謙卑感。這種關聯(lián)，這種謙卑心態(tài)，在他12月7日作的題為《講故事的人》的獲獎演說中已經有過充分的表達。
莫言的獲獎演說是從懷念母親開始的。他用夾帶著濃厚高密東北鄉(xiāng)口音的普通話講道：“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他告訴人們，多年前，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他說：“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伴隨著對母親的回憶，莫言用任何人都能聽得懂的樸實無華的語言，講述了自己記憶中最早、最痛苦、最深刻、最后悔的4件事。通過這4件事，他告訴大家，他從來不是一個完美的人，而映照出他的不完美的正是他母親身上那種對人對事寬仁、忍耐和悲憫的胸懷。莫言的追述既表達了母親對他的精神成長的影響，也表達了他作為兒子的內疚與懺悔。之后，他開始講述自己是如何從聆聽別人說書到自己也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講述他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王國”的形成，以及他的幾部重要作品的創(chuàng)作緣起和創(chuàng)作思考。
曾經經歷的、長期的農村苦難生活，讓他對人性有著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他說：“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演講最后，他恢復自己作為“講故事的人”的身份，用3個包含了對寬容、尊重等人性呼喚的故事結束演講。
莫言的這次演講，可以說既是總結，也是回答�？偨Y的是他自己的文學生涯，他與故鄉(xiāng)大地的關系；回答的是最近以來圍繞他的各種質疑和問題。特別是演講以回憶母親對自己的精神人格的形成所起的至關重要的影響為開端，仿佛是要告訴人們，無論做人，還是從事文學，最重要的起點是悲憫心。如果這樣的母親故事都不能喚起一個人心中的悲憫情懷，那么很多問題的對話就幾乎沒法進行了。
莫言演講后的第二天，我曾與來自法國的兩位譯者交談過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后所面臨的各種質疑。兩位法國譯者告訴我，當年蘇聯(lián)作家肖洛霍夫得獎時也曾面對過諸如此類的質疑。另外，杜特萊先生還特別提到了法國的加繆。他說，加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后，法國的一些媒體和知識分子要求加繆針對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問題發(fā)表看法，而加繆不想有偏向地回答這些問題。加繆當時也想到了自己的母親，甚至給母親發(fā)電報說：“媽媽，我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思念過你�！彼哪赣H就在阿爾及利亞生活，他本人也在那里出生、長大。如今，當年的種種質疑和非難早已隨風而去，人們敬重和愛惜的還是這些作家們的作品。
也許有人覺得莫言的演講似乎顯得太過平淡和樸實，但莫言是以一個來自中國農村的說書人（講故事的人）傳承者的姿態(tài)站在那里，更接近他的真實狀態(tài)。這也讓人不由地聯(lián)想到他的作品所構造的那個世界：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王國。
正如韋斯特伯格先生的授獎辭所說，讀莫言的作品，那個被遺忘的農民的世界會栩栩如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而在我看來，莫言那些故事飽滿、風格多樣的作品，每一部都如同是肥沃而復雜的中國土地上自然生長出來的奇葩，其中既有荒誕離奇卻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傳奇述說，也有對鄉(xiāng)土中國復雜現(xiàn)實和人性的犀利挖掘。
Q&A
2010年，在“小文藝”的第一期上，莫言在北京與張悅然對談。那時，他們已經談及了故鄉(xiāng)這個話題。這么多年來，莫言一直堅持寫高密東北鄉(xiāng)，其實，不光張悅然，眾多讀者都對此非常好奇。
張悅然:現(xiàn)在您在北京還有一種強烈的異鄉(xiāng)（感），覺得不是這里的人的感覺嗎？
莫言:真的有一種異感，他們也把我們當鄉(xiāng)下人。
張悅然:您這種異鄉(xiāng)感是不是因為您離開鄉(xiāng)土，沒有跟城市融入？
莫言:這種異鄉(xiāng)感還是一種城市的感受吧，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也有一種不能認同的東西。昨天我坐地鐵聽到老頭兒說，兩天沒出門，我就不認識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認識也不全）。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陽區(qū)，也會找不著路。何況我們是在鄉(xiāng)下成長的。
現(xiàn)在回到我的家鄉(xiāng)，也是陌生的，現(xiàn)在的高密鄉(xiāng)和我記憶里的高密鄉(xiāng)差別太大了，而且我小說里的高密鄉(xiāng)本來就摻雜著很多童年的想象，現(xiàn)在回去發(fā)現(xiàn)和童年的家鄉(xiāng)、小說里的家鄉(xiāng)都不一樣，我們實際上是找不到故鄉(xiāng)的人。
張悅然:很多批評家都期待您能寫一寫變化后的高密或北京。
莫言:變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樣的，批評一個作家，老是寫鄉(xiāng)村記憶、喜歡寫鄉(xiāng)村記憶，恐怕這是我們這代作家的通病。我想想，今年的長篇小說，不都是鄉(xiāng)村記憶嗎？蘇童的《河岸》、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艾偉的《風和日麗》，都是過去的鄉(xiāng)村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而且這些鄉(xiāng)村也都是半虛構的。
張悅然:把城市都略過了。
莫言:可能我們這代人沒辦法了，尤其寫長篇小說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就跟自己的過去勾聯(lián)到了一起。而寫城市記憶的，像悅然這一代，即便往后追，也就是追到八十年代，她們的上限是我們的下限，她們的上限可能是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恰好這一段就是我們的下限，我們的記憶到此為止，往后這段生活很難直接進入我們的作品中，這也是我反復講過的，作家更替的必然性。
�。D自《上海壹周》。
地標：高密東北鄉(xiāng)
文本：高密東北鄉(xiāng)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在莫言的作品里，一個被遺忘的農民的世界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栩栩如生又淋漓盡致，即使它最刺鼻的氣味也讓人感到香甜，即使其令人震驚的冷酷無情也讓人感到忘我的快感。那個世界沒有半點枯燥的時候。這個作者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描繪一切……他仿佛能把人類一切的生活都搬到他的筆尖下�！�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委員會主席韋斯特伯格在給莫言的授獎辭中特別提到的這段話可謂抓住了莫言作品的最大特點：把一個被遺忘的農民世界展現(xiàn)于世，而且借助這個農民世界來洞察人類生活。
莫言對自己是怎樣一個作家，其實一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12月10日晚的“諾貝爾晚宴”答謝辭中，莫言一上來就說明，他是“一個來自中國山東高密東北鄉(xiāng)的一個農民的兒子”。在他事先準備好、但因為忘在賓館而沒有用上的答謝辭講稿中，他更是飽含深情地寫道：“最后，我要特別地感謝我的故鄉(xiāng)中國山東高密的父老鄉(xiāng)親，我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也是你們中的一員；我還要特別地感謝那片生我養(yǎng)我的厚重大地。俗話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我便是這片水土養(yǎng)育出來的一個說書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報答你的恩情�！边@些話，可以說既道出了他與農民鄉(xiāng)土世界的血脈聯(lián)系，也再次道出了他將自己定位成一個說書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謙卑感。這種關聯(lián)，這種謙卑心態(tài)，在他12月7日作的題為《講故事的人》的獲獎演說中已經有過充分的表達。
莫言的獲獎演說是從懷念母親開始的。他用夾帶著濃厚高密東北鄉(xiāng)口音的普通話講道：“有一個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他告訴人們，多年前，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他說：“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伴隨著對母親的回憶，莫言用任何人都能聽得懂的樸實無華的語言，講述了自己記憶中最早、最痛苦、最深刻、最后悔的4件事。通過這4件事，他告訴大家，他從來不是一個完美的人，而映照出他的不完美的正是他母親身上那種對人對事寬仁、忍耐和悲憫的胸懷。莫言的追述既表達了母親對他的精神成長的影響，也表達了他作為兒子的內疚與懺悔。之后，他開始講述自己是如何從聆聽別人說書到自己也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講述他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王國”的形成，以及他的幾部重要作品的創(chuàng)作緣起和創(chuàng)作思考。
曾經經歷的、長期的農村苦難生活，讓他對人性有著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他說：“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演講最后，他恢復自己作為“講故事的人”的身份，用3個包含了對寬容、尊重等人性呼喚的故事結束演講。
莫言的這次演講，可以說既是總結，也是回答�？偨Y的是他自己的文學生涯，他與故鄉(xiāng)大地的關系；回答的是最近以來圍繞他的各種質疑和問題。特別是演講以回憶母親對自己的精神人格的形成所起的至關重要的影響為開端，仿佛是要告訴人們，無論做人，還是從事文學，最重要的起點是悲憫心。如果這樣的母親故事都不能喚起一個人心中的悲憫情懷，那么很多問題的對話就幾乎沒法進行了。
莫言演講后的第二天，我曾與來自法國的兩位譯者交談過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后所面臨的各種質疑。兩位法國譯者告訴我，當年蘇聯(lián)作家肖洛霍夫得獎時也曾面對過諸如此類的質疑。另外，杜特萊先生還特別提到了法國的加繆。他說，加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后，法國的一些媒體和知識分子要求加繆針對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獨立問題發(fā)表看法，而加繆不想有偏向地回答這些問題。加繆當時也想到了自己的母親，甚至給母親發(fā)電報說：“媽媽，我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思念過你�！彼哪赣H就在阿爾及利亞生活，他本人也在那里出生、長大。如今，當年的種種質疑和非難早已隨風而去，人們敬重和愛惜的還是這些作家們的作品。
也許有人覺得莫言的演講似乎顯得太過平淡和樸實，但莫言是以一個來自中國農村的說書人（講故事的人）傳承者的姿態(tài)站在那里，更接近他的真實狀態(tài)。這也讓人不由地聯(lián)想到他的作品所構造的那個世界：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王國。
正如韋斯特伯格先生的授獎辭所說，讀莫言的作品，那個被遺忘的農民的世界會栩栩如生、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而在我看來，莫言那些故事飽滿、風格多樣的作品，每一部都如同是肥沃而復雜的中國土地上自然生長出來的奇葩，其中既有荒誕離奇卻又逼真入神、不乏黑色幽默的傳奇述說，也有對鄉(xiāng)土中國復雜現(xiàn)實和人性的犀利挖掘。
Q&A
2010年，在“小文藝”的第一期上，莫言在北京與張悅然對談。那時，他們已經談及了故鄉(xiāng)這個話題。這么多年來，莫言一直堅持寫高密東北鄉(xiāng)，其實，不光張悅然，眾多讀者都對此非常好奇。
張悅然:現(xiàn)在您在北京還有一種強烈的異鄉(xiāng)（感），覺得不是這里的人的感覺嗎？
莫言:真的有一種異感，他們也把我們當鄉(xiāng)下人。
張悅然:您這種異鄉(xiāng)感是不是因為您離開鄉(xiāng)土，沒有跟城市融入？
莫言:這種異鄉(xiāng)感還是一種城市的感受吧，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也有一種不能認同的東西。昨天我坐地鐵聽到老頭兒說，兩天沒出門，我就不認識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認識也不全）。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陽區(qū)，也會找不著路。何況我們是在鄉(xiāng)下成長的。
現(xiàn)在回到我的家鄉(xiāng)，也是陌生的，現(xiàn)在的高密鄉(xiāng)和我記憶里的高密鄉(xiāng)差別太大了，而且我小說里的高密鄉(xiāng)本來就摻雜著很多童年的想象，現(xiàn)在回去發(fā)現(xiàn)和童年的家鄉(xiāng)、小說里的家鄉(xiāng)都不一樣，我們實際上是找不到故鄉(xiāng)的人。
張悅然:很多批評家都期待您能寫一寫變化后的高密或北京。
莫言:變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樣的，批評一個作家，老是寫鄉(xiāng)村記憶、喜歡寫鄉(xiāng)村記憶，恐怕這是我們這代作家的通病。我想想，今年的長篇小說，不都是鄉(xiāng)村記憶嗎？蘇童的《河岸》、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艾偉的《風和日麗》，都是過去的鄉(xiāng)村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而且這些鄉(xiāng)村也都是半虛構的。
張悅然:把城市都略過了。
莫言:可能我們這代人沒辦法了，尤其寫長篇小說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就跟自己的過去勾聯(lián)到了一起。而寫城市記憶的，像悅然這一代，即便往后追，也就是追到八十年代，她們的上限是我們的下限，她們的上限可能是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恰好這一段就是我們的下限，我們的記憶到此為止，往后這段生活很難直接進入我們的作品中，這也是我反復講過的，作家更替的必然性。
�。D自《上海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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