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論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
按語:高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在中國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能堅持這一原則,乃是大師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有人找出種種理由說,陳先生有條件堅持這一原則,從而為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未堅守這一立場而辯解。當然,我們知道,過去幾十年的思想專制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嚴峻和殘酷,如貢斯當所說,你甚至連保持沉默的權(quán)利都喪失了,它“強迫人們說話,它監(jiān)視人們思想中最隱密的部分,它強迫人們違背自己的良知而說謊,它剝奪了人們擁有一個最后的避難所的權(quán)利”。但是,我們也看到,有許多知識分子,而且是相當有聲望,起碼與陳先生一樣有聲望,如果不說話,政權(quán)也不能把他怎么樣的人,卻自覺自愿地、爭先恐后地說話,所說的話之肉麻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這是為什么?因此,后來在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當他們陸續(xù)也被打翻在地,人們只會油然而生“活該”的聯(lián)想。當然,我知道現(xiàn)在說這種話好象太過苛刻,但是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太缺乏對歷史的洞察力,缺乏對現(xiàn)實的判斷能力,太喜歡權(quán)力、太希望借著權(quán)力干一番驚世偉業(yè),因此,他們沒有任何原則,即使偶爾有點原則,也可以非常輕易地放棄。我們也許可以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從來就很少有人存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原則,翻遍中國學人的皇皇巨著,又幾人爭過自由,求過獨立?這才是他們最大的悲哀。他們愿意卷入權(quán)力圈,那么,被權(quán)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該得的報應。大師又提出,“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此乃是萬世不易之真理,下一篇奧威爾的文章也支持這一觀點。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于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shù)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ü(jié)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jié)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tǒng)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shù)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shù),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薄八字B”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fā)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shù)。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guān)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蔽艺J為王國維之死,不關(guān)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guān)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币磺卸际切∈拢┐耸谴笫。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xiàn)政權(quán),在宣統(tǒng)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shù)。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xiàn)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shù),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guān)系。怎樣調(diào)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逼湟馐敲钦紊系淖罡弋斁郑瑒⑸倨媸屈h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shù)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ü(jié)自《對科學院的答復》)
端生心中于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后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中國當日知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專議中饋酒食之管家婆。第二類為忙于往來酬酢之交際花。至于第三類,則為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shù)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
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非通常工于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于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今觀陳端生《再生緣》地一七卷中自序之文與《再生緣》續(xù)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兩者之高下優(yōu)劣立見。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為楚生之記誦廣博,歲或勝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于楚生。撰述長篇之排律駢體,內(nèi)容繁復,如彈詞之體者,茍無靈活自由之思想,以運用貫通于其間,則千言萬語,盡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不獨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輩,亦莫不如是!对偕墶芬粫趶椩~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也。
。ü(jié)自《論再生緣》)

道可道 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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