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振快
兩國互相派遣常駐外交人員，這在歐洲自17世紀已經(jīng)開始，至19世紀早已成為國際慣例。但是，近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后，用了幾十年時間仍然難以接受和適應這一規(guī)則，其中原因頗值得深思。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敗后，法國曾建議中法兩國仿照西方國家做法，互派使臣駐京，清政府官員認為這是“越分要求”而“正言覆絕”。1858年6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的談判中，由于英方一再堅持，清政府被迫同意將互遣駐使寫進《天津條約》，但西方各國遣使進駐北京的要求直到1861年才得以實現(xiàn)。外國駐京公使們也發(fā)出邀請，希望清政府也派遣使團常駐西方各國，以便發(fā)展雙邊關系。同年，清廷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處理外交事務，但對遣使駐外要求卻未做出積極回應。
　　1866年，由于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和英國駐華參贊威妥瑪撰文指出“委派大臣駐扎外國，于中國大有益處”，清政府意有所動，但大部分高官反對。第二年再議時情況有所轉變，曾國藩、李鴻章等都表贊成，但這時實際上選不出適合出使的人員，只有邀請美國前駐華公使蒲安臣暫充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到1870年，天津發(fā)生法國領事被殺事件，清廷被迫遣使到巴黎道歉。1875年，云南又發(fā)生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官馬嘉理被殺事件，清廷又被迫遣使至倫敦道歉。在此氛圍下，1876年清廷終于第一次正式派出常駐英國公使，正使郭嵩燾、副使劉錫鴻。
　　按照現(xiàn)在的社會心理，如果有一個人被派往英、美等大國出任大使，其鄉(xiāng)人必引以為榮。但在1876年，情況完全相反。按照時人觀念，出使外國相當于向夷人低頭，是被人鄙視的、正人君子“不屑為”，“為士大夫所不齒的事情”。有人撰寫對聯(lián)羞辱郭嵩燾出使是“事鬼”，即服侍洋鬼子。鄉(xiāng)人引以為恥，其家鄉(xiāng)湖南準備參加舉人考試的儒生聚集起來，要去搗毀郭家的住宅。
　　到了英國之后，郭嵩燾周旋于英國官方高層和各國公使之間，獲得普遍尊敬，這也象征著大清帝國終于步入國際舞臺，側身列國之林。其個人魅力，就連一向不太贊揚他人的英國自由派政治家威廉·格萊斯頓（1868—1894年間曾四度任英國首相）都稱贊他是“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yǎng)者”。但是，副使劉錫鴻卻不斷向清政府打“小報告”，對他的行為大加攻擊。
　　在劉錫鴻所列出的郭嵩燾的種種“罪名”中，有三條是：1877年8月17日，中國使團受邀前往倫敦附近的羅徹斯特參觀炮臺，乘船時風大，英國將軍斯多克斯見郭嵩燾寒噤而取所帶的大衣為其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另一次是見巴西國王，郭嵩燾為了外交禮節(jié)起立，劉錫鴻認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有失國體。還有一次是在白金漢宮聽音樂，郭嵩燾取音樂單翻看，劉錫鴻認為既然不懂英文，“仿效洋人所為”，就是取悅洋人的賣國行徑。
　　劉錫鴻還指控郭嵩燾自己及讓小妾學英語、看洋戲是重大罪狀，郭嵩燾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談話是“閉門密語，怨謗國家”，有叛國嫌疑。
　　郭嵩燾在赴英途中，曾將見聞及自己的看法用日記的形式記下來，寄回總理衙門，以供參考。日記刊行時取名《使西紀程》，因其中多有對西方文明的稱贊，激起了國內士人的群起圍攻。主管總理衙門的軍機大臣李鴻藻看了之后感到“大為不平”，“逢人詆毀”。當時的著名學者王闿運也稱郭嵩燾已經(jīng)“中毒”。郭嵩燾成了士林公敵，被人看作“漢奸”。朝廷在士林輿論壓力之下，將《使西紀程》毀版。而郭嵩燾也深知洋務不可為，“氣索心灰”，決定辭官，并且不再踏入仕途。
　　劉錫鴻等人對郭嵩燾的責難，追根究底是出于郭嵩燾的言行不合于“以夏變夷”等儒家傳統(tǒng)觀念，這些傳統(tǒng)觀念無疑成了近代中國轉型的羈絆。海外著名中國近代史家汪榮祖先生評論說：“我們不禁要假設：如果郭嵩燾真能影響政策，在總理衙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贏得士大夫的支持，領導中國走向世界之路，那么這條路必定會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代價更要小得多�！钡�“此一假設僅止于假設，真能實現(xiàn)的可能性極其微小”。近代史上的儒生，“由于根深蒂固的華夷種見，只有高昂的情緒，沒有冷靜的是非”。只有情緒而無是非，終致誤國誤民，使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特別的坎坷崎嶇。